申宝证券情系京华风范永存——邓小平与北京发展纪实

文/张文良申宝证券

邓小平从1952年上调中央后，长期工作、生活在北京。他情系京华，曾多次深入北京市的工厂、农村、学校等地，了解情况，指导工作，支持并推动北京市各项事业取得了很大成绩。

关注北京工业发展，鼓励技术创新

北京汽车制造厂是北京汽车工业的摇篮，也是北京汽车工业的主体和支柱。1958年6月20日，邓小平和毛泽东一起，在中南海观看了北京第一汽车附件厂生产的北京第一辆汽车——井冈山牌小轿车，还有北京兴平机械厂生产的巨龙牌拖拉机和北京农业机械厂生产的红旗牌万能底盘拖拉机。1962年3月，他在中南海观看了北京摩托车制造厂生产的BM020型货运三轮摩托车和长城牌604型两轮摩托车。他感到十分欣慰。

1957年，在纺织工业部直接领导下，北京市从民主德国引进了一套年产380吨锦纶（中国音译名称为“尼龙”）的抽丝设备，建成了北京合成纤维实验厂。锦纶作为世界上第一种合成纤维，被广泛用于制造各种纺织品，例如衣服、袜子等，需求量很大。1960年2月，邓小平到厂里视察，要求工厂对这种解决人民穿衣问题的新型原料的生产抓紧进行，并指示：“要在国庆节前，把样板车间建成投产。”北京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立即派人到该厂主持施工现场会，经过广大职工120天的奋战，到9月10日，该厂锦纶丝样板车间试车，向国庆献礼，也填补了国内空白。

除要求加快工厂建设外，邓小平还非常关心支持工厂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1960年，北京市委组织一批优秀科技人员和部分清华大学师生在北京第一机床厂进行数控机床的研制工作。数控技术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兴起的一门新技术，数控机床被誉为“工业母机”。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对数控技术的研究也处于起步阶段。大家对这次具有战略意义的会战干劲十足。在单机试切削成功后，接着又进行4台单机的联动调试。在调试这一天，邓小平、彭真等领导来到车间视察。他们站在机床尾部，仔细地观看了工人的操作。邓小平笑容可掬地向工人点头招手，表示了对这项新创造成功的赞赏。

同年4月至5月，北京第一机床厂在总结铣床产品生产开发经验的基础上，搞了一个名为“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展览。当时展出的产品有十几台机床组成的专用自动生产线，可同时加工几个零件的组合机床，导轨磨及三坐标数控立铣等。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看后觉得不错，专门把邓小平请来观看展览。邓小平对此非常感兴趣，连续来看了4次，还约了罗瑞卿等中央领导来看。由于他早年曾到法国勤工俭学，在工厂干过钳工，有过当工人的经历，对工厂有着特殊的感情，对工厂使用什么设备、工人使用什么劳动工具生产格外关心。他对展览看得很仔细，并不时地问，这个设备怎么用，那个设备怎么用。特别是看到钳工的工具，他能说出什么样的工具好使。他对厂长说，要让工人师傅和技术人员多动脑筋，提高生产效率。你们要创造条件让他们想，不断创新。当时该厂与清华大学合作生产三坐标立铣，这种铣床在世界上还没有几个国家能生产。邓小平看到三坐标立铣后非常兴奋，对该厂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肯定。他还充分肯定工厂与科研单位、院校联合搞新产品设计、开发、制造的做法。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做法告诉别的厂子，让他们也去这样做，北京有这个条件嘛。”

1960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市委《关于北京电子管厂大搞群众运动大闹技术革命的报告》，肯定了该厂的做法，并要求“全国所有现代化的大企业都认真地学习这个厂子的经验，既要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又要培养自己的技术队伍”。

同年秋的一个傍晚，邓小平和杨尚昆等来到北京电子管厂视察。厂长周凤鸣在陪同他们视察生产车间时汇报说，这个由苏联设计的现代化大工厂，1956年开工，1957年便能成批生产。但是生产需要的绝大部分原材料依靠进口，不但价格很贵，而且数量上也不能满足，到货时间也没有保证。结果，全厂党员干部和职工自力更生搞试制、代用，并在全国找资源、搞协作，使93%以上的关键材料在国内和本厂解决，成本不断降低，1959年底利润加税收达到1.68亿元。原设计能力年产电子管1200万支，品种18个，实际生产了2200多万支，品种达到158种，其中有半导体、超小型的尖端产品。

邓小平听完情况汇报很满意。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他又对工厂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生产的半导体每个30元，比上海生产的价钱高，厂里要进行研究，如何降低成本，产品才有销路。”北京电子管厂在邓小平的指示下，当年基本上实现了产量产值和利润目标，半导体的成本也有所下降。

确定由北京市委筹建地铁，关心地铁发展

新中国第一条地下铁道诞生于北京，从早期的“战备为主，兼顾交通”转变为以交通运营为中心，从单线发展到多线，在城市交通中发挥了主力作用。

邓小平对北京城市交通特别重视，特别是对于北京地铁，多次提出改进措施，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北京市开始进行修建地铁的筹备工作，并邀请苏联专家来华援助。

1956年8月18日，北京市委就筹备地铁工作问题向中共中央请示：“关于地下铁道的筹建问题，建议由铁道部或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主持，由北京市协助。”“由于北京市没有这一方面的技术力量，无法抽调，请中央责成有关部门解决这个问题。”

9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明确作出批示：“关于北京地下铁道筹建问题，同意暂由北京市委负责。筹建所需行政、技术干部，北京无法解决者可分别由铁道部、地质部、城市建设部等有关单位抽调支援。”

根据批示，国家建委立即召集会议，商定北京市地铁筹建处组建成立事宜。筹建处作为专职办事机构，日常领导工作由北京市负责，组成人员以北京市为主，另外由铁道部、地质部等中央单位抽调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60多人。10月24日，北京地下铁道筹建处正式成立。

1965年7月1日上午9时，北京地下铁道一期工程举行隆重的开工典礼。邓小平和朱德、彭真、李先念、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兴致勃勃地出席了典礼，并挥锹动土，为北京地铁建设奠基。同时，他们还视察了地铁建设工地和生活区，并与参加地铁建设施工的干部、工人和铁道兵指战员亲切交谈。邓小平对地铁建设设计、施工作了重要的具体指示：车站要朴素大方、坚固适用，不要豪华。为贯彻邓小平的指示，地铁车站装修主要运用吊顶、灯具形式的多样化，变换柱形和饰面的材料、颜色及重点装饰等艺术处理手法，以达到朴素大方又具有我国建筑风格的效果。

1969年10月，北京地铁一期工程线路建成，1971年1月15日开始试运营。1974年6月，第二次复出的邓小平第二次亲临地铁一期工程考察，乘坐了地铁列车。当听到地铁车辆、设备不是标准产品，质量不过关时，他当即指示：要进行技术改造，可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根据这个意见，地铁领导机关认真抓了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和全面整治设备的工作，迅速改变车辆、设备落后的面貌，基本上满足了运营的需要。

北京地铁二期工程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施工期间，由于工程设备存在着诸多问题，特别是积水潭变电站于1983年9月发生了事故，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10月14日，李鹏等中央领导受邓小平的委托，责成国家经委、机械工业部等10个部委和15个省、市的130多个厂家申宝证券，对二期工程设备进行了大规模的升级改造。该地铁经改造完工后于1984年正式开通运营。

1984年10月5日晚，邓小平在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陪同下，来到地铁复兴门站，视察了北京地铁二期工程。他高兴地乘坐了环线地铁列车，并询问地铁列车的造价、性能。当听到北京地铁列车实现国产化并具备维修制造能力时，他高兴地连声说：坐中国车好，坐中国车好。

之后，北京地铁转换运营管理方式，完成了工作重点由战备型向运营管理型的转变，成为首都地下交通大动脉。

北京的地铁建设使城市布局得到优化，使交通更加顺畅，大大提升了首都的形象，也促进了城市的经济发展。

京郊农村调查，察民情听民意

邓小平对北京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关切。1961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为此，邓小平到京郊顺义县开展农村调查。

1961年4月7日，邓小平与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大中、中央办公厅干部曹幼民等一行人乘火车到达顺义县。从这天起至21日，邓小平在顺义进行了15天的调查研究。其间，邓小平除听取顺义县委汇报外，绝大部分时间是组织社队干部座谈和到农户家中访问，还听取了两个调查组的汇报，开展了许多实地考察。

邓小平和随行人员以蹲点、座谈、访问等形式，详细了解农村实际和干部群众的情况。为了消除顾虑，鼓励干部群众说真话，他坦诚地说：“‘一平二调’搞得大家都没劲头了，要尽快制定‘三包一奖惩’（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减产惩罚）和‘四固定’（将土地、劳动力、耕畜、农具固定到队使用）责任制。现在包产过大的单位应适当划小。包产单位小一些，便于互相比较生产条件，你瞒不过我，我也瞒不过你，包产指标就容易落实了，要让他们在同等条件下搞生产竞赛。定生产指标要力求合理，还要留有10%的余地，照顾到有产可超，这样他就会有奔头了，就拼命去干了。”

谈到要克服分配中的平均主义时，邓小平说：“要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承包单位之间、社员之间无论如何不能拉平，要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这样才能调动起社员的积极性。比如二等劳力干一等劳力的活，还记二等工分，这就存在着平均主义，就会打击二等劳力的积极性，这种不合理现象必须克服。一定要实行定额包工，多劳多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为了奖勤罚懒，不仅在劳动报酬的工分上有差别，口粮差别也要相当明显，这样就能克服平均主义，农民就放心了，就能刺激生产者搞好生产和克服各种自然灾害的积极性。”同时，他特别提到：集体对五保户要照顾，对困难户要给予补助。

木林公社上辇村在粮食分配时采取的办法是：40%卖给国家，剩余60%的一半按工分分配，一半作为大队机动粮，除按人头分外，还可以奖励给劳动好的社员。邓小平得知后很是赞赏。他说：“上辇村的余粮分配办法很好，很有道理，国家、集体、个人几方面都照顾到了，就应该是这样，定好超产部分，几成卖给国家，多为国家作点贡献，而且群众心中也有了底，生产积极性就会高，生产就能搞上去。县委要搞几个这样的好典型，总结推广下去。”后来，经验经过进一步完善，上辇村成为北京市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这种分配办法推广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4月15日，邓小平在北小营召开的由上辇大队、北小营大队、仇家店大队支书及生产队长参加的座谈会上，反复询问干部：公共食堂是吃好，还是不吃好？多数人都不敢说不吃好，相反却违心地编造公共食堂也不错的理由。邓小平严肃地说：“公共食堂是个大问题，现在群众议论很多，要注意一下。”当他了解到上辇村由食堂分粮食，社员自己回家做饭的情况后，高兴地说：“你们村的干部对‘共产风’‘平调风’顶得好，锅碗瓢盆没有被刮跑，锁没有砸，门没有拆，是很好的事。吃食堂光荣，不吃食堂也光荣。吃不吃食堂要由群众决定。”他还特意对县委领导讲，关于这个问题，从办到不办，形式是允许多样的。

在顺义考察城镇集市和庙会时，邓小平了解到大批手工业和家庭副业消失，严重影响群众生产和生活后，心情特别沉重。他对随行的县委及公社领导说：“你们要把手工业及家庭副业都发展起来，增加市场上买卖的品种和数量，把农村集市繁荣起来，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增加农民收入。”在与供销社干部的座谈会上，他具体地讲道，先把有劳力、有原料，社员生活和生产急需的苇编、柳编、荆编、烧石灰、打木具的传统手工业发展起来。

5月10日，邓小平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一起，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就调整社队规模、公共食堂、家庭副业等7个方面的问题作出报告，明确提出了他们的建议。

由于邓小平在顺义调查时，问题抓得准，分析得客观深入，受到毛泽东的重视。5月13日，毛泽东就邓小平和彭真的来信批示：“此信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邓小平顺义调查，深入农村、群众，坚持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在调查中提出的观点和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大跃进”以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的反思，不仅为中央的决策提供了可靠的材料，也对中央农村政策的调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尊师重教，提出教育要坚持“三个面向”

邓小平一贯重视教育事业，多次指导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也对北京的教育事业和工作作过许多重要指示，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邓小平十分重视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特别关心青年教师、学生的健康成长，多次强调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做到又红又专。

1957年1月12日，邓小平到清华大学为上万名师生作形势报告。开始，他诙谐幽默地说：“过去，我们部队中有的战士不爱听报告，屁股坐不住，讲怪话，说‘不怕飞机大炮，就怕政委作报告’。今天，我这个政委来给你们作报告，你们怕不怕呀？”简短风趣的话语，一下子拉近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与师生们的距离。接着，他的话题紧扣当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发生的一系列问题，从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到社会主义发展，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到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再到对共产主义充满信心，娓娓道来，分析鞭辟入里。

与此同时，他还就大学生关心的民主问题、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问题以及怎样对待群众的一些个人要求问题等发表了精辟的论述。最后，他殷切寄语清华学子：“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为了后代的幸福，我希望大家把眼光放远一些，学革命先辈，学过去的青年，艰苦奋斗，顾全大局，建设社会主义。”

这场报告不仅给清华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在不久后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工、农、商、学、兵、政、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现在我们的总书记邓小平同志，亲自出马到清华大学作报告，也请你们都出马。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同志，都要亲自出马做政治思想工作。”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听取清华大学领导汇报工作时明确指出：“清华大学的工作，突出的有学生问题、老师问题、房子问题，更大的问题还是思想问题。从高年级学生和青年教师中选人兼职做政治工作，经过若干年的培养形成一支又红又专的政治工作队伍，这个经验好。”

1980年3月12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又肯定了清华大学做学生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他说：“今天上午我看了清华大学一个报告。清华大学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学生从到学校第一天起，就要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学校的党团组织和所有教员都要做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他们这样做很见效，现在学校风气很好。清华大学的经验，应当引起全国注意。又红又专，那个红是绝对不能丢的。”

北京景山学校创办于1960年春，1977年成为全国重点学校，1978年成为北京市重点学校，是中央为了进行城市中小学教学改革试验而专设的一所学校。几十年来，邓小平一直关注该校的发展。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每年六一儿童节他都要在景山公园接见景山学校的少先队员，勉励大家要好好学习。他向校领导了解学校的教改情况，要求好好搞教改。即使在“文革”时期，他也念念不忘支持景山学校搞教改试验，多次派人到学校了解情况，鼓励大家要坚定不移搞教改。

“文革”结束后，景山学校教师听到邓小平提出推翻“四人帮”炮制的“两个基本估计”，砸碎“四人帮”套在广大知识分子头上的精神枷锁的指示后，非常兴奋。他们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说：“我们坚决拥护您推翻‘两个基本估计’，我们感到解放了，真正地解放了！”邓小平立即委托中央军委办公厅给他们回信，勉励他们坚持教学改革，并指示：“要长志气，要把世界的先进水平作为我们的起点。”在接见外国记者时，邓小平曾多次谈到景山学校的教学改革，自豪地说：“中国的孩子并不比外国的孩子笨。中国孩子很聪明。像北京景山学校搞了许多试验，识字很快，小学一二年级就能学到几何、代数的知识。”

1983年9月的一天，景山学校以全体师生员工名义给邓小平写信，在感谢他关心学校的同时，请他对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进行教育改革作指示。邓小平随即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个面向”的指示，富有时代特征，具有现实意义，为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同时，邓小平大力呼吁全党全社会要尊师重教，切实为教师队伍建设办实事。“要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但学生应该尊重教师，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他批准创建学位制度，坚决恢复和实行大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率先提出对特别优秀的中小学教师“可以定为特级教师”。对于中年教师任务重、工资低、房子小、身体弱的问题，邓小平说：“应当帮助这批骨干教师解决困难，要注意他们的物质保证。包括尽快调整职称，经过考核，合乎讲师的就做讲师，合乎副教授的就做副教授，待遇也要相应提高。应给任务重、困难多的中年骨干教师提工资。”1979年，邓小平亲自批准景山学校的马淑珍等3名小学教师为特级教师，揭开了尊师重教的新篇章。1987年7月，邓小平在北戴河亲切接见了清华大学副校长、热能工程专家倪维斗教授等14位科学家，勉励他们为党、国家和人民作贡献。

关心市民生活，使其安居乐业

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居民住房普遍紧张，且大多为平房、筒子楼，抗震强度不高，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厨房。

1978年10月20日上午，邓小平来到了北京前三门大街住宅楼工地视察。继东北三省和唐山、天津两市，这是他第四次视察新建居民住宅楼。唐山大地震后，在住宅建筑上，抗震安全和加快解决安居宜居问题一直是邓小平牵挂心头的大事。

人们纷纷拥上前来与邓小平握手并问好，他连连说：“同志们辛苦了！”

当时已经74岁的邓小平迈着敏捷稳健的步子，登上楼梯。他拾级登上三楼，在北京市委领导的陪同下，先看了一套两居室，又看了一套三居室单元房。他环顾四白落地的一间起居室，问随行的北京市建委主任赵鹏飞：“房间有多大？”赵回答：“两居室的大间是14平方米，小间9平方米；三居室的大间是14平方米，中间12平方米，小间9平方米。”邓小平说：“小了点儿。”邓小平指了指天花板问：“房间有多高？”赵答道：“层高2.9米，净高2.7米。”他又问：“前三门大街都是几层楼？”赵回答：“塔楼高12层，板楼高8至9层。”

接着，邓小平又问到楼房抗震问题。赵鹏飞和宋汝棼两位市建委领导介绍说，前三门大街的住宅楼动工时赶上了唐山地震，在后来的设计上考虑到了按地震烈度8级设防。邓小平满意地点了点头。他还仔细地察看了门窗、阳台，并推门察看了厨房和卫生间。

视察完宣武门东大街16号楼，邓小平乘车赶往宣武门西大街新华社对面的4号板楼视察。他登上中单元二层，仔细观看了住房。从房间里出来后，他用商量的口气提出：“层高能不能降低一些，把面积搞得大一些？”这句话不是随便说的，而是他在视察了京、津、唐三市不同类型的住宅楼后，经过深思熟虑向建筑专家提出来商榷的。他用平实的话语向建筑师揭示了一个不增加投资却能扩大面积的新思路。不久后，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就设计了一套新的住宅标准图，室内高保持为2.53米，但在其他方面同传统标准的住宅设计相比较，每户增加了1.5平方米；卫生间面积也有所增加，里面除马桶外，又增加了洗手盆和小澡盆；厨房内又配备了一个碗柜和一个吊橱；而每户的预算总造价反而便宜了77元，而且每户都有过堂风。

邓小平无论是视察北京前三门大街居民住宅，还是视察全国各地的居民住宅，都以对人民群众的关切，善意而切实地对新建住宅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他提出：今后修建住宅楼时，设计力求布局合理，增加使用面积，更多地考虑到住户的方便。当人们对“洗澡难”深以为憾时，他提出，要尽可能安装一些淋浴设施，让居民能在家里洗上热水澡。当人们为摆脱“一间屋子半间炕”“老少三代同一室”的窘境，而对乔迁新居有点饥不择食时，他提出，要在可能条件下注意室内外装修的美观。当人们对唐山大地震的悲剧仍心有余悸时，他又提出，要多采用轻质建筑材料，冲破我国“秦砖汉瓦”“肥梁胖柱”式的传统建材格局。他还多次讲，要降低房屋造价，要为今后的住宅商品化打通道路，使中国人民真正实现“居者有其屋”。

邓小平从安居才能乐业出发，处处为人民着想，一砖一瓦、一屋一楼都体现着他对人民的关切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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